中国为什么是小农社会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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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摘录：何帆讲《何以中国》

1.
为什么中国是小农经济。我们先从偶然性讲起。我们人类走出非洲之后，分成了很多分支。当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之后，才开始定居下来，然后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和文化。我们的先人偶然地来到了中国这个地方。我们这个地方的自然地理条件，影响到我们这一支智人的演变。​

2.
我们介绍了"布罗代尔假说"，即不同的农业作物需要不同的耕作技术，因此会对社会发展有不同的影响。中国本土的稷、黍等谷物和水稻都是典型的劳动力密集型农业。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国的演进路径，中国的农民被迫在小块土地上精耕细作，也就变成了小农经济。​

3.
必然性中也有偶然性。在春秋时期，中国曾经有一段工商业非常发达的时期，但是到了汉朝以后，工商业开始衰落。按照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的说法，这其中的一个转折点就是汉武帝的"告缗令"。"告缗令"打击了工商业主，让他们不敢扩大经营，有了钱都去买地。于是，土地的价格上扬，农户更买不起地了，只能小规模经营。​

4.
所谓的小农经济并不是自给自足的，而是商业化的。内圈是农村的集市，外圈是大规模的远距离贸易。为什么会出现远距离大规模贸易呢?又跟中国大一统的传统有关。​

5.
中国为什么有大一统的传统。​

6.
地理的影响。我们举了一个案例，为什么热带地区相对落后，温带和寒带地区相对发达？不是因为热带居民更懒，而是因为热带的农作物产量更低，公共卫生条件更差，疾病更多，人口的预期寿命更短。这提醒我们，地理对社会的影响机制是更为复杂的。从地理条件来看，欧洲地形四分五裂，容易形成小的国家互相竞争，而中国华北、东南、华南地区连成一片，很容易统一。​

7.
火药和账簿的故事。中国发明了火药，但军事上用的火药是在欧洲出现的。中国当时很善于学习，明朝的时候中国的枪炮技术不亚于欧洲，还有一批有志之士训练出了新式部队。尽管有枪有炮，有新式部队，但仍然没有改变明朝灭亡的结局。一方面是因为明朝的军队战斗力不行，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因为跟过去相比，明朝四周的对手更多，顾此失彼，焦头烂额。​

8.
著名的"李约瑟之谜"，即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出现在中国？​

9.
过去的很多回答说，是因为中国教育落后、体制落后，但是如果仔细去看历史，我们会发现，明清以来，一直到太平天国时期，中国江南地区的轻工业都很发达，不比英国差。中国不如英国的是重工业，而之所以重工业不发达，是因为中国的江南地区缺煤缺铁。​

10.
此外，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更高，所以中国的农民不愿意到工厂打工，江南盛行的是一种类似SOHO的家庭作坊。从这段历史，我们了解到，什么样的资源禀赋，决定了什么样的发展道路，至少在早期是这样的。​

1.
中国为什么是小农社会（上）​

农业的起源是个偶然事件

你可能读过《人类简史》这本书，里面就提到过农业社会的起源。赫拉利讲到，农业是一个最大的骗局，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之后，劳动时间比原来更长，营养还没有以前均衡，而且传染病也来了。赫拉利讲的这些都是事实，但他喜欢把话讲得耸人听闻。农业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。赫拉利的很多观点，借鉴了其他学者的研究，比如著名学者贾雷德·戴蒙德。戴蒙德在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》一书中讲到，农业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偶然事件。​

在这个世界上会开花的植物有20多万种，其中只有几千种是可供人类食用的，而被人类驯化的不过只有几百种。在这几百种中，又只有十几种是主要的农作物，占全世界农作物总产量的80%以上。从农业的起源来看，亚洲地区，尤其是西亚的两河流域最有优势，因为全世界几千种野生的禾类作物，也就是最有可能被驯化的植物，种子的颗粒最大的56种中，有32种在西亚，6种在东亚，11种在美洲，只有4种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，2种在澳大利亚。无怪乎，西亚成了农业的最早发源地。​

不同的农作物，产量和耕作技术会有什么不同

我想提醒你想一想，不同的农作物，产量和耕作技术会有什么不同。这是个宏大的命题。​

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《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、经济和资本主义》中就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假说。他认为，各种农作物差异较大，因此种植不同农作物的文明也表现各异。全世界最主要的农作物无非是小麦、稻米和玉米这几种。我们来看看它们的差异。​

布罗代尔讲到，欧洲种植的小麦的特点是易于收割，而且耐寒，但缺点是产量太低，早期的小麦大约播一收五，即产量是播种的种子量的五倍左右。美洲种植的玉米易于成活、产量最高。布罗代尔讲到，正是由于种植玉米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，而且不占用太多的人工，才有可能调动那么多空闲的人力去修建玛雅人的巨大金字塔、库斯科的巨墙或马丘比丘。库斯科古城和马丘比丘都建在高山之上，虽然现在已经遭到破坏，但仍然能够看出当年的巍峨雄壮，不得不令人感慨，这在当年得花多少人力才能建造出来。​

那我们回头再来说说中国的古代农业。中国北方的稷、黍等谷物，或是从狗尾草的变种演化而来。水稻可能是土生野稻的改良后代。汉代以前，中国人的主要粮食是稷、黍和稻。麦要到汉以后，才获得了主要食粮的地位。​

禾谷的优点是抗风、耐旱，适合北方的气候。但种植禾谷也有不利之处。分量较轻的谷粒很容易从谷穗上脱落，来年自己发芽长出来。要想提高产量，就得不断地除草间苗、深耕保墒。所谓的深耕保墒，是指在中国北方，只有将土地的表层翻耕，打碎覆盖耕地地表的细小颗粒，干燥的黄土地才不会很快失去水分。所以，中国的农夫不得不付出格外艰辛的劳作，从播种之前，到收割之后，都要不断地耕耘土地、芟除杂草，中国的农民在这些农活上付出的劳动和时间，超过了播种和收获时所需的劳动和时间之和。“锄禾日当午”，说的不是播种，那是在除草。​

种水稻也要花很多人工。水稻可能是土生野稻的改良后代。在汉代，就已经出现了插秧的技术，农民在浅平的秧圃培育稻秧，这能够节省稻田的面积，提高产量，但代价是农民不得不再把秧苗移植到大田中去。水稻也需要大量的水，因此农民还得花费大量的时间灌溉。​

为什么中国转变成了小农社会？

讲到这里，你可能就明白了。将近两千年来，小农经济已经成了中国传统的DNA。中华民族依赖小农经济养育人口、生生不息。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一语道破：中国就是乡土社会，小农意识深深地扎根在中国的国民性格之中。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中国的小农经济很可能跟种植本土农作物需要的技术有关。​

我们对比一下中国和欧洲的农业。欧洲的农民土地广阔，可以拿出很多土地休耕，而休耕地可以用来喂养牲畜。牲畜的粪便再用来做肥料。中国的农民不可能这样“奢侈”，他们只能对有限的土地连续耕种。​

中国的肥料包括绿肥和粪肥。杂草腐烂之后，变废为宝，可以改善农田土质。粪肥则只能用人的粪便、猪和鸡鸭的粪便。土地稀缺，人口增长，使得中国的农民不得不采用劳动力密集型的农耕技术，而且做得很成功。古代的农书，比如《氾胜之书》的记载上说，汉代的单位面积亩产非常之高，两个劳动力种十亩田，所得粮食可供他们两个人吃26年。这一记录是否可信，仍待考证，但较有把握的是，到了汉代，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已经大致成型。西汉末年，制铁技术有了突破性的发展，东汉时期已经可以用熟铁制造农具。​

但问题也在这里，由于中国的农耕技术早早地就进入了一个较为先进的均衡水平，使得我们长期停滞在这个高原，有时候甚至还会退步。如果你有机会到比较偏僻的农村走走，你就会发现，你在农村里还能见到的传统农具，无论从种类，还是每一种类的细节，居然都和汉代的农具非常相似。​

我给你介绍了我多年来观察历史的一个心得：历史既有偶然性，又有必然性。我们最早的农作物恰好是禾谷和稻米，这是一种偶然性。种植禾谷和稻谷需要劳动力密集型的耕作技术，这是一种必然性。​

一旦我们选择了这样一种农耕技术，久而久之，社会的组织，甚至我们的思维方式都会受到影响。你再想想，其实一个人的人生也是这样，一样充满了偶然性和必然性。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呢？你要认识必然性，但在必要的时候要敢于突破必然性，因为如果选择范围广了，原来的必然性未必意味着最优。与此同时，你要学会注意偶然性，发现和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偶然性。​

2.
中国为什么是小农社会（下）​

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商业繁荣

战国时期，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商业繁荣。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就提到了盐商猗顿、铁商郭纵、畜牧起家的乌氏倮，以及能够获得秦始皇敬重的女企业家巴寡妇清。《汉书》里关于巨商大贾的记载更为详细。《史记》写到：“汉兴，海内为一，开关梁，弛山泽之禁，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，交易之物莫不通，得其所欲。”​

为什么那个时候商业如此兴旺呢？这有几方面的原因。一是得益于战国时期交通运输系统的发展，而这是借了各国为打仗纷纷修路之便；二是得益于战国时期的大国比春秋时候的封国规模更大，市场规模更大，人口和货物能够流通的范围更广；三是得益于货币制度的发展。战国时期，各个诸侯国就有各自的货币，到秦始皇统一了度量衡和货币之后，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。最后，汉初的商业繁荣，也得益于战后的“和平景气”。当时政通人和、百废俱兴。这是一种以城市为重心、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，由此带来的那种意气风发的市井社会，也显得格外别致。你可以读读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，里面写到的那些个性鲜明的侠客，大多生于城市里，而不是在农村长大的。​

汉武帝时期的“告缗运动”

汉朝一统天下，由乱至治之后，人口逐渐增长。据估计，西汉时期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大约为1.6%。在一个传统社会中，这是非常高的人口增长率。西汉时期人口总数至少翻了一番，或许翻了两番。由于人口增长速度迅猛，在一些核心地区，人口压力逐渐凸显。西汉初期，官府试图减少农民的赋税负担，但仍然无法缓解人多地少的困境。政府也不是没有想办法。当时，官府支持人口往外迁移，尤其是迁至具有战略意义的北部边疆。然而，开垦新的耕地的速度始终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。人均占有耕地的面积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，成为四处漂泊的流民。​

早在西汉初年，就有像贾谊、晁错这样有远见的大臣上书，要求朝廷采取措施发展农业。在这一点上，汉朝朝廷上下是有共识的。西汉初期的应对措施是重本轻末，认为农业是本，商业是末，一方面提高农业的地位，另一方面打击商业。汉景帝时期就曾经打击闾里豪强，但最具杀伤力的还要算汉武帝时候的“算缗令”和“告缗令”。​

汉武帝是个好大喜功的皇帝。他四处出击，大兴土木，自然入不敷出。怎么办呢？他想起来了收税。首先推出的是“算缗”。简单地说，“算缗”就是官府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。缗就是串铜钱的绳子，后来就变成统计财产的单位了。一缗折合一千文。官府要查富豪家中的财产，按照财产多少，每两缗抽取一算，一算约为一百二十文或二百文，这样算来，税率折合6%-10%。乍看似不高，但这次出台的新税已经比旧税提高了五倍。此外，官府还要征收车船税。《史记·平准书》写到，“算缗令”公布之后，“富豪皆争匿财”。​

中国为什么是小农社会？​

中国为什么是小农社会？